“东约组织”其实多年前曾存在过,但现如今早已解散。“东约组织”即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55年2月19日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的集体防卫组织,目的是牵制亚洲的势力,然而,这一组织在1975年9月时就宣布解散。
美国《》曾写道:“1949年,中国落到了毛主席的手中,这加深了美国对在亚洲蔓延的担忧,因此,华盛顿把已经在西方用来对付的政策,转而用来对付亚洲。”
在此情况下,美国决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以及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事务都起源于此。
1954年3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题为“红色亚洲的威胁”的演讲。
杜勒斯在演讲中说道:“现如今,俄国和中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行加于东南亚,不论俄国和中国实行什么措施,都将会严重威胁自由世界。我们不应该消极应对这种可能性,而要以联合行动来对付它们。”
东南亚条约组织是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立的,共有8个成员国,分别为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
根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网站的介绍显示,东约组织的职能有限,仅有几项正式职能,成员国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并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为了防范“的威胁”,东约组织会各种文化、历史主题的会议和展览活动。
此外,美国以东约作为重要“依据”,参与了越南战争,将越南视为受东约保护的领土,美国也因此而持续介入越南冲突,将东约作为法律框架。
然而,东约组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解决东南亚后殖民时代的游击队运动和地方叛乱带来的问题上,东约组织只要求进行协商,让成员国自行应对国家内部问题,同时,东约也没有可获得情报或部署军事力量的独立机制。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期间,就已经有西方企图加快建立东南亚军事同盟的相关消息。
在会议上,周总理曾对时任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表明态度:“中国愿意参加对柬、老和南越独立与自由的保证,但如果它们东南亚条约组织,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而艾登在与杜勒斯商讨东约组织建立一事时,态度坚决,反对建立与军事干预印支相联系的东南亚地区性联盟。
我国在与美国协商之后,英国便向中方承诺:“柬、老和南越不会成为东约成员。”同时,在我国的影响下,缅甸和印度等国也没有加入东约组织。
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网站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东约成员国便陆续推出组织,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和法国,且它们都不支持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东约组织存在的理由也就此消失,并于于1977年正式解散。
对于这段历史,不少史学家认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是一份失败的条约,历史书籍上也少有记载。
针对东约组织,英国一名外交官曾在《每日电讯报》刊文,直接指明东约组织的存在只是为了掩饰美国赤裸裸的亚洲政策的遮羞布。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欧美各国普遍发展乏力,经济与社会逐渐衰退,欧洲和北美还深受金融危机、财政赤字等问题的困扰。
欧美各国的乱象削弱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因此导致了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连带北约与欧盟连续出现许多战略判断失误,致使北约付出代价。
与欧美各国的乱象相比,亚太区域经济发展迅猛,在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权重持续不断的增加,北约战略由此转向亚太区域。
北约不希望中国崛起会改变亚太区域旧的力量结构,北约为了确认和保证其在亚太区域的影响,遏制中国被北约视为保持亚太区域力量平衡、维护亚太区域稳定的关键。
在拜登上台之时,不仅延续了特朗普对华遏制和打压政策,而且联合北约盟国共同对我国施压,而美国学者吉尔福德·艾肯伯里认为,中国崛起将会导致中美力量的转换,导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出现重大变化。
在美国的影响下,北约开始调整以往以合作、协商及对话为主的对华方针,开始持续对华施压,提倡预防性对策,影响或牵制中国发展,同时,北约竭力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
2022年,北约提出的全新战略中,我国被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此举进一步加剧了亚太区域的紧张局势。
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如果我国宣布成立“东约”,能否对抗北约,此举又将会形成怎样的局面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一,若“东约”能够成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协商,共同解决共同的问题和挑战。
其二,“东约”的成立也可能加剧国际竞争。由于各国的发展不同步,有的国家可能会因为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地位,而导致更多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冲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其三,由于东南亚国家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如南海争端等,若“东约”成立,那么有的国家可能会认为“东约”将会干预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从而极度影响各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成立“东约”也大概率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那么,我国又是为何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呢。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结盟是‘找敌人’的旧国际关系思维,而结伴则是‘交朋友’的新型国际关系思维。”
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重点是结伴的速度而非结盟的速度。结盟政治会破坏国际政治文化,是一种向下竞争的互害思维,而结伴则不同,结伴政治是为营造国际政治的信任文化,是一种向上竞争的互利思维。
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中心主任王磊也曾表示:“同盟关系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是针对第三方,关注政治和军事合作,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点。”
中华文明历来爱好和平,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热爱和平的观念可以说是溶入了中国人民的血液之中,和平发展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追求。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对新中国外交传统和实践的总结与继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意识到不结盟的重要性。1953年,周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的立足点。
“结伴不结盟”政策是我国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径,也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质疑。
即便如此,我国仍坚持独立自主,不与其他几个国家、组织结盟,而是与世界维系友好关系,为实现互利共赢创造了积极环境。
中国的结伴而不结盟政策也受到了外国友人的支持。俄罗斯独联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叶夫谢耶夫曾说:“中国的结伴政策具有合理性与创新性。”
中国不结盟,世界只分中国和外国,中国的目标是超过外国,首先经济超过美国,然后占世界GDP总量50%+,再者是军事,首先变成全球第一,然后军费占比达50%以上[大笑]